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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描述四川地震的范美忠的文章《我所认识的范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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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我也还是单身，我们谈论的是我们各自如何读书。当时范美忠在广州日报下面的大洋网工作，他说，每天他就煮面条吃，工作之外的时间就是读书。我也觉得自己读的不少，但是跟他的疯狂比起来，还差得远。后来到杭外，我们还是谈论文学、音乐、思想、中国的现实。我去杭州，或者他来绍兴，交流的还是我们各自最近的读书心得。再后来，他去了成都的《教师之友》，于是他火热的投进了教育事业，他潜藏在内心的教育热情被唤起了，于是每天跟我讲的，就是语文应该如何，教育应该如何。我都被他拉下水了。此前，我虽是教师，但是我对教育，压根不感兴趣。
我们几乎不谈收入啊、房子啊之类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假清高，而是我们确实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居然有谈论的必要。我们倒是谈论过成名的问题，很久之前，老范就引张爱玲的话跟我说：啃兄，成名要早啊！
这一点我不否认，我有过想成名的念头。老范怕也有吧。尤其是当我们发现教育界多是欺世盗名之辈的时候，我们发现底下的听众不在乎你说了什么，只在乎你是否名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名声是个好东西。我承认我的境界不高，这里我没有企图让听众也成为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人，我是企图树立另一个权威。不过我还是暗自庆幸，至少，我们有虚荣，但是我们没有被虚荣奴役。我们依旧保持着对生活的诚实。
但是我们错了，就错在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两年前吧，我在杭州，跟郭初阳聊天，我们便认为，物质精神的两元对立是不可靠的，这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这是一直以来困惑我的一个问题。刘志钊那篇《物质生活》是一个极端，似乎在一个诗人那里，物质和精神便永远不可以调和。我们的物质生活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考。生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思考的方式。我们对它有意无意的忽视，是不对的。范美忠那篇《寻找有意义的教育》在中青报“冰点”上发出来之后，我跟一个一个网友发短信，跟她说：希望这给美忠带来一些现实的利益。那时候，因为《教师之友》被改组，美忠和李玉龙，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拿工资了。
四、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这句话是齐豫的一句歌词，很抒情，齐豫的声音宛如来自缥缈的云端之上，于是似乎流浪就是一件带着淡淡忧伤的诗意享受。不是说“生活在别处”吗？米兰昆德拉这个小说的另一个题目就是“抒情年代”。
有时候我真这么想，也许，颠沛流离，到处流浪，就是范美忠的宿命吧。美忠在广州失业的时候，我在qq上这么安慰他，我说，跟你的肉体流浪不同，我相信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是多么的不着四六，多么的矫情啊！有时候，一个人内心的软弱会那么尖锐突起，硌得人生疼。此心安处是吾乡，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安妥这颗柔弱的心呢？在诗意的矫情被剥离之后，在心灵不能成为石头的时候，我们断裂了道家传统的自欺欺人，无从逃脱无法转开自己的眼睛，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布满着伤痕、污秽、阴寒的世界。我为这句话的自欺而汗流浃背。一度，我是那么的恬然自安。
我曾经这样想，现在有时候也这么想，这样的漂流无根，这样的境遇，伴随他的是焦灼感、荒漠感、虚无感，这是他创作的泉源。美忠深刻的生命体验，他对生存困境的内在省视，使他文章有一种直达本质的穿透力。他拒绝矫饰，他的文字便是他生命的本真，思维之流在他纠缠交结密如丛林的语词中紧张奔突，使他的文章多充满无可化解的密度，成为一种尖锐而厚重的力量，使我这个读者深感窒息而无从逃脱。但是他又不仅是意识流的倾泻，他内在的理路同时清晰可辨，指向黑暗的最深一层，只不过精神的力量太过强大而常使我丧失了分辨的勇气。茨威格有文章称，与魔鬼搏斗，范美忠何尝不是在搏斗之中？
我总觉得流浪就是范美忠的宿命，只是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置身事外，不关痛痒，没心没肺。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我经常感到其中的冷血。比如杜甫，这个饥寒交迫的瘦削老者，我们竟然要说他很“幸运”吗？我们获得了审美的同时，我们轻易的忘记了这是切身的苦难和血泪。颠沛流离的生活是无法被诗化的，诗化在诗人本身便是一种虚伪，而在他者眼中，便是一种薄情，甚至冷血。
范美忠97年大学毕业到自贡蜀光中学，不久因为课堂言论不得不逃亡，到深圳，再到广州，不久辞职，到重庆蛰居，想考研，但是无法忍受外语和白痴的政治，放弃，不久又到北京，几个月的编辑生涯使他深感不自由，不久又到杭州，在一个中学教书，不久再去成都，在成都的《教师之友》杂志算是最长了，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教育狂人李玉龙，但不久随着《教师之友》编辑部的被清洗，不久又失业，现在，他在都江堰附近的一所中学里兼职教书，我不知道这次他还会在这个地方呆多久。
这是怎么样的生存状态？他永远都在路上，就像那个过客说的，不，我不能停下。他便仿佛是那个永远往复不已的西西福斯，承担着最为深重的苦役。
我不止一次的感到自己文字的无力。也许文字本身就是无力的，我将开口，我感到空虚，我沉默，我更加空虚。在绍兴寒冷和潮湿的夜里，周遭停止了白天的喧嚣，我经常停止敲击键盘的双手，面对屏幕，思维停滞。我还能说点什么呢？
事实上我那么的希望老范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安定了，才可以让人有一个从容的心态。电话里，我常跟老范讲，比如，我在婚姻之后的平和心态。这种心态是我读书写字的保证。但是我无法说服他，对我而言，他实在太强大了。于是我痛恨。据说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可是中国之大，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太久了，颠沛流离的日子，这或许会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到世界的荒寒，从而更深刻的洞察我们的处境，又或许，这样的生活也将使我们的心灵粗砺。老范说，行走抵抗虚无，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抗这种虚无呢？老范所爱的诗人里尔克，有两句诗，一句是“有何胜利可言，挺住便是一切”，我拿这句诗歌回答刚才的问题，可是，里尔克还有另一句：“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也许，还有许多人会死在中途。”这不是一句谶语，而是一句警示。
我也不愿意将一切都归咎于老范所处的环境，环境，自古皆然。你所服膺的鲁迅，不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么？我还更不忍心说，这一切，还由于你老范性格上的缺陷。我承认我比你世故多了，但我还是要世故的鼓吹，妥协一点，就妥协那么一点点，甚至我不认为这就是妥协，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我们首先必须安顿好自己的身体。不是教你市侩，你知道这些市侩的想法我也从来没有，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学会更全面的看待自己，学会了解自身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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